黄旭初忆广西前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-【xinwen】

新桂系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在民国史上从北伐、抗战、到国共内战，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因此新桂系历史，在民国史上亦应占有一定的重要性，但是因为新桂系在国民党军队中，并不属于中央嫡系，在官方国军史上，记载并不翔实，有时刻意疏漏，甚至扭曲。因此，广西省前省主席黄旭初的回忆录，便更加弥足珍贵，补偿了国府官方历史的不足。

新桂系领袖以李宗仁、白崇禧为首，黄旭初位列第三，有「广西三杰」之称，前三杰为李、白加黄绍竑。李、白长年在中央任职，唯有黄旭初固守广西，主政广西，近二十年，有广西大管家之称。黄旭初与李、白关系亲密，深得二人信任倚重，他对二人之军政生涯，尤其李、白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怨分合，了如指掌，详加记载。

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，国军溃败，黄旭初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海南岛飞香港，没有入台，一直寓居香港，至一九七五年逝世，享年八十四岁。黄旭初长居香港，开始撰写他的回忆文章，多发表在香港《春秋》杂志上，共一百三十万言，其中《广西与中央二十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》最令人注目，黄旭初以参与者及旁观者的双重身份，分析广西与中央二十多年来，自北伐开始，直至一九四九年国府败退，分分合合，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。黄旭初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叙述多有根据，下笔井井有条，其为人谨慎，行事笃实，三○年代，建设广西，父亲总管其事，黄旭初便为其最得力的执行者，父亲托以重任，因其诚信可靠。黄旭初的回忆录，可以说是一部新桂系信史，有极高的参考价值。

今年一月「独立作家」出版社，出版了第一部《黄旭初回忆录》，由蔡登山先生主编，始出版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。如今第二部《黄旭初回忆录》即将问世，由同一出版社出版，此册回忆录侧重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三位新桂系领袖的生平事迹、轶事秘闻。其中有关父亲白崇禧的部份，有几件大事由黄旭初讲来特别具有意义，可信度高。两岸一直流传的一个说法：白崇禧三次逼蒋介石下野。事实上蒋介石每次下野均为大势所逼，以退为进，非任何个人所能胁迫，父亲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，无论军权、政权皆不足以左右蒋介石之进退。

据黄旭初论述，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，宁汉分裂，八月，蒋介石下野，当时谣传「蒋总司令下野，为李宗仁、白崇禧和何应钦所逼成」，但此事真相，据李宗仁亲口告诉黄旭初，并非如此。当时徐州方面，蒋介石率军作战，吃了败仗，八月六日返南京召见李宗仁，一见面便说：「这次徐州战役，没有听你的话，吃了大亏，我现在决定下野了！」李宗仁大吃一惊，忙道：「胜败兵家常事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」蒋介石说：「你不知道，其中情形复杂得很，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，否则劫难难以干休，那我下野就是了。 」原来武汉汪精卫政府，以武力逼蒋下野，唐生智领军蓄势待发。李宗仁力陈刻下局势十分紧张，孙传芳军威胁首都，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，请蒋顾全大局，不要下野。蒋说：「我下野后，军事方面，有你和白崇禧、何应钦三人，可以应付得了孙传芳，而武汉东进的部队，最少可以因此延缓。」其实蒋介石曾派褚民谊赴汉口与汪精卫商洽，褚民谊与汪私交甚深，但仍未获谅解。蒋介石为形势所逼，终于下野，宁汉对立危机，因此消除。李宗仁如此结论：「当时外间不明真相，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，歪曲事实，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、白崇禧的头上，说蒋的下野，是我们三人『逼宫』使然，恰和事实完全相反。那时白崇禧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，不知此事。据我所知，何应钦当时也力劝总司令打消辞意，绝无逼其下野的事。」李宗仁对黄旭初这段亲口叙述，应当接近事实真相。

父亲白崇禧将军与蒋介石总统的关系长达四十年，相生相克，极为微妙复杂，恩怨难分，爱恨交加。北伐军兴，蒋力邀当年仅三十三岁的父亲充当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，充分显示蒋对白的器重，但北伐刚完毕，蒋便策动「灭桂」计划，发动「蒋桂战争」 ，欲置白于死地。引黄旭初的话：「蒋先生确实深爱白崇禧的长才，但又每每对他不满，真是矛盾！」据黄引述北伐期间，一次党国元老蒋介石亲信张静江对李济深、李宗仁说：「蒋先生和各元老谈话，常露对白氏的批评，谓其不守范围。我曾为此与蒋先生辩论，以为他所直接指挥下各将官，论功论才，白崇禧都属第一等，值此军事时期，既求才若渴，应对白氏完全信任，使能充分发展所长，不可稍存抑制心理，但蒋先生总是说『白崇禧是行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。 』」张静江所引蒋介石这段话，生动的描述了蒋、白之间的矛盾关系，这是北伐时期，日后大凡如此。蒋「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﹙白﹚」，原因值得深究玩味。李宗仁对白的评语：「才大心细，遇事往往独断独行。」父亲北伐期间，屡建奇功，南昌之役，蒋亲自领军，却被孙传芳部击溃，父亲增援，则大破孙军，后率第四集团军一路打进北平，最后完成北伐，时年三十五岁。父亲少年得志，锋芒太露，功高震主，而不知收敛，不免触犯上级，招来「灭桂」之祸。

父亲与黄旭初在大陆期间时有书信往来，本书收集了多封父亲任职华中剿匪总司令驻跸武汉时的信件，当时国共内战，国军节节败退，濒临崩溃，父亲忧心如焚，浮于纸上。父亲入台后，两人通信就困难了，父亲受到当局严密监控，与海外桂系同僚多断绝来往，一九五二年，黄旭初托日本友人携带一短笺问候父亲，父亲竟未回覆，八年后始托人向黄解释：当时环境极为恶劣，与香港桂系同僚书信来往，是当局大忌。黄这才明了父亲在台湾处境之艰难。

一九七○年代初，黄旭初来过一次台湾。七弟先敬车他到六张犁回教公墓父亲坟上致哀，黄旭初形容憔悴，神情怅然，独自在父亲墓前伫立良久。经此国破家亡之际，新桂系风流云散，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旧友，一一飘零，广西三杰中的大管家，能不满怀凄怆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在台逝世，黄旭初在香港写下挽联，追述父亲一生军功，并感慨两人未竟之大业：

从建立策源地而北伐，从结束阋墙而御侮，数千里纵横驰骋，名满山河；

志大未全伸，抗日回天功特著。

在共事模范营为少时，在分头服务为中岁，四十年声应气求，心存乡国；

老来空有约，乘风话语愿终虚。

唐继尧，云南东川人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。袁世凯当国时，唐氏继蔡锷为云南都督，后以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，为国人所钦仰。嗣又被推为军务院抚军长，代行总统职权，俨然为护国运动时期的中国元首。其人自命不凡，自刻图章曰「东亚大陆主人」。护法之役，孙中山先生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，唐继尧被选为元帅，名位仅次于孙，孙虽遣使且屡电敦促，但唐终未就职。其后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，唐与孙同为总裁，已并驾齐驱了。

孙中山先生于民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，二月廿一日由沪回抵广州后，仍本初意与北方谋和平统一，故不复任大总统。但各军又不能不有名义以资统率，乃于三月二日设大本营，用大元帅名义发号施令。其时北方权势握在直系手中，并无谋和诚意，乱闽祸川扰粤，且贿选曹锟为总统，孙不得不主张讨伐。

十日，举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后，即发布北伐宣言。十二日，移大本营于韶关，以胡汉民留守广州，代行帅务。为壮大北伐声势，北联张作霖、卢永祥、南结唐继尧。十八日以大元帅名义咨唐继尧云：「大盗恣横，尚稽显戮，中原俶扰，群起义师，期集贤哲。爰于九月十一日召集政务军事联合大会，佥谓执事勤劳国家，功绩迭着，宜有崇号以董戎行。是用推公为副元帅，式惟提挈之用，以成匡济之勋。相应咨行，希即宣布就职。」嗣再两次电唐，给以副元帅及川滇黔建国联军总司令职，团结西南力量，共讨曹吴。十月六日唐覆电称：「西南夙以拨乱救国为职志，宁能袖手旁观？现我公移驻韶关，誓师北伐，凡属袍泽，均当执鞭弭以相从。前经各省同志共同在滇会议，组织建国联军。惟副元帅一职，名分较崇，愧无以应，拟俟军事进展，再推勋高望重之人，以副海内之望。」西南团结虽告成功，然唐正在醉心于大西南的迷梦，合作仅系一种姿态，原无诚意。十三日孙大元帅正式任命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。唐仍然不就。在他想来：论名位他原与孙氏并肩；论实力他却远在孙氏之上；论地盘他拥有滇黔川三省，而孙氏对广东尚未能统一；所以不愿屈居在中山之下。

这是孙中山以唐为副元帅的原因和唐继尧始终不宣布就职的情形。

就在孙正式任唐为副元帅后十天，即十月廿三日，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，迫曹锟下野。段祺瑞在天津乘时复起。冯、段各人纷纷电请中山先生入京，廿七日中山电覆允即北上。十一月十三日中山离粤，指派胡汉民留守广州，代行大元帅职权。

中山先生由粤到沪，绕道日本于十二月四日抵天津，即患肝病，缠绵沉重。消息传来，西南各野心家蠢蠢欲动。中山先生虽无实力，然为缔造民国的元勋，声威所及，尚足以慑服国人，至少尚为若干地方军阀所拥戴。倘他一旦溘然长逝，则群龙无首，野心家必竞争继承中山的衣钵，谋为西南的首领。胡汉民是「代帅」，论情理是可以继承正位的，但他是一介书生，威望不足以驾驭拥兵者，其处境的困难自不消说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惟一有资望、有实力、足以承继中山的名位的，便是唐继尧，其在此时食指大动，自无足怪。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，对唐继尧都表示欢迎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赴昆明促驾。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陈炯明、邓本殷、申葆藩、驻在桂林的沈鸿英，都暗中向唐氏输诚，表示一致拥戴。

唐继尧必须有自己可靠的部队到达广东，副元帅才能发生作用。但部队由滇入粤，必须假道广西。如果广西的李宗仁、黄绍竑像沈鸿英一样，输诚拥唐，不消两月，唐军数万便可越境到达广州。如果李黄不允假道，便首当其冲，遭受攻击。权衡利害，如为个人着想，李、黄似应与唐妥协。但他们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，颇有所闻，非常痛恶。唐氏封建思想极浓，他的卫士号称佽飞军，着古罗马的武士装，手持长枪大戟。他每逢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，即令佽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，旌旗招展，盔甲鲜明。传帅令，开中门。他本人则着戎装礼服高坐于大厅正中的黄缎椅上。威仪显赫，侍卫如林。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，或亦不过如是。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，率领大军进入广州当起大元帅来，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，以及一切农工运动、黄埔军校、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，势必被他赶尽除绝，什么革命、民众运动等等，将全成画饼无疑。

当时唯一足以为唐继尧障碍的便是李宗仁、黄绍竑他们。但是他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继尧比，真无异螳臂当车。唐氏也会料定李、黄不敢说半个不字。为使李、黄平易就范，唐氏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。早在民十四年初，唐的代表文俊逸即到梧州、南宁和黄（时在梧）、李接洽，可见唐的东来，早有预定计画。文俊逸为保定军校毕业，与黄绍竑、白崇禧及其军中若干将校都有同窗之谊。他到南宁，住在最好的「南宁酒店」，挥金如土，摆出钦差大臣的气派，拥有大批名贵礼物，分赠熟识将领，和李、黄方面高级军政人员应酬无虚夕。

文代表往访李宗仁，即传述「联帅」意旨，谓联帅不久即去广东就副元帅职。联帅抵穗后，当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要拟订北伐大计。并已写好委任状交他带来，委李和黄各任军长。如荷同意，唐氏允送烟土四百万两以为酬庸，一俟烟土运到南宁，希望李、黄便通电就职，以昭信守。

李氏觉得自中山先生任唐为副元帅后，中山先生曾亲自迭电敦促，而唐居然不就，现在乘中山先生北上抱病的时候，忽然欲就，用意所在，昭然若揭。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逞，为祸之烈，将不知伊于胡底；他听了文代表的话，对唐氏十分鄙恨，于是答覆文代表道：「值此大元帅北上之际，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，恐难免不昭物议；况两粤久苦兵燹，民困待苏。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，何不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，然后分道北向，何必劳师远戍，前往广东！如此，则北伐未成，内哄已起，为国为民，均属下策，本人实不敢苟同。请为覆电，代达鄙意。」

文代表见李氏辞色俱厉，不敢多说，只道：当遵督办（时李为广西绥靖督办）之意转电联帅，待有回音，再来奉告。遂索然告辞。

刚过四天，文代表又去见李，说已奉到联帅覆电，接着就把唐氏的电报高声读给李听。大意是说：「本帅大计已定，师行在途，未便中止，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、黄绍竑知照。」措词十分傲慢，似乎广西已是他的囊中物一般。那位文代表更是帅气活现，说的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，开口联帅，闭口联帅，力促李、黄勿庸迟疑，迅速表示态度，拥戴联帅，以免引起干戈，作无谓的牺牲。同时说及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，并将电报交李阅看。

那时李氏为正义感所驱使，深觉头可断而志不可辱。如再和文代表敷衍，必然夜长梦多，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立刻摊牌。当文代表还在说联帅、联帅时，李氏把桌子一拍，骂道：「什么联帅、联帅，唐继尧这东西，乘中山先生北上，企图趁火打劫，不仁不义到了极点。一个封建军阀，不自度德量力，不知悔过，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，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同流合污，实属无耻之尤。」李说完，立刻吩咐副官把他特别招待。

文代表当场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战栗，跪下哀求，谓自古两国用兵，不斩来使，还请督办饶恕我罢。李对他坦白说：「彼此谊属四校同学，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，我绝不会加罪于你。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，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。」说了便令副官送他回南宁酒店，派卫兵看管起来。这一来，整个南宁都为惊异。因为文代表抵邕以来派头十足，谁知昨日座上客，今为阶下囚，外界不知底细，街头巷尾，议论纷纷。

李宗仁将文代表看管当日下午，绥靖处总值日官忽来向他报告：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。李嘱请进，自己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外欢迎。那位代表由总值日官陪着向李迎面走来，距离尚有十余步远，大约是总值日官已告诉他对面的就是李督办，所以他一见李便笑逐颜开，高举双手大声说：「李督办，我这次来，不辱君命，不辱君命！」热情洋溢，不胜雀跃。

这位代表姓董，名福开，江西人，是同盟会老同志。他携有胡汉民的亲笔信给李宗仁。他到南宁已有好几天，也住在南宁酒店，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。他看到唐继尧代表在邕的情形，以为李、黄已接受唐氏的委任，所以不敢暴露身份。今天忽然见到文代表房前站着卫兵，被看管了，不觉喜出望外，即往见李。

据董告李说，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子超（森）先生代表的，但林先生殊感为难。他告诉胡代帅说，此次去南宁目的是要稳定李氏，使其不受唐继尧的诱惑。然欲李拒唐，无异以卵击石。我们如要强人所难，至少应给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，才能要人家去牺牲，今日我们不特无一枪一弹的接济，于情于理俱有不洽。因此，子超先生不愿担此任务。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他来。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，他动身前夕，旅费尚无着落，最后胡代帅向私人借了两百元，才能让他成行。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李、黄无丝毫接济，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李、黄作「螳臂当车」的牺牲。所以在胡致李的亲笔信中，只将当前局势及孙先生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，并将宵小想趁火打劫的困难处境，作概括的诉苦，征询李氏对时局的意见，希望有所条陈。董到邕后，悄悄住下，如事不可为，便打算潜返广州的。谁知事出意外，他的使命圆满达成。他和李氏畅谈，对李的断然拒绝唐氏，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，深表钦佩。

说做便做分发战利品

民国十五年夏天，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，于是年十一月六日克复江西省会南昌，孙传芳先已由九江逃回南京，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，绕出进贤、余江向浙江溃走。蒋总司令命参谋长白崇禧率兵追击。白氏七日追到马口，适内河水涨，孙军无法飞渡，自军长杨赓和、梁鸿恩以下官兵三万余人悉数被俘，缴获步枪三万余枝，其他器械不计其数。其项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，堆积如山，蒋总司令和朱培德、程潜、李宗仁、鲁涤平各军长都亲往察看，大家非常欣慰。白崇禧因为第一、二、三、六军损失很大，故面请蒋总司令将此项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给各该军补充。蒋司令未置可否，白氏误以总司令已默许，遂通知各军前来领取。各军将士闻讯，无不欢天喜地，手舞足蹈。但总司令以本人并未默许，遽尔分发，似不以白崇禧专命为然，然事已至此，只好任各军分别领去。其实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，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。白氏心本大公无私，他只顾忠于职守，应说即说，应做即做，却未想到总司令的性格不喜欢这样。

挥军入浙鲁涤平不服

江西底定后，国民革命军即于民十六年一月发动东征。蒋总司令调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，指挥第一、二、三军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；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在闽事务待理，急切未能即来之故。命令发表时，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，因论资望、年龄，鲁氏都远在白氏之上。但蒋总司令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都知此事非白氏担任不可，鲁氏的才具实有不逮。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，鲁才无话。入浙战事发生，第二军曾一度失利，鲁涤平有溃不成军之势。当此紧急关头，白崇禧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，星夜冒险前进，深入敌后，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，才使全局转危为安，卒获全胜，占领杭州，肃清全浙。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，令到鲁涤平衷心佩服。但何应钦总指挥以未能赶上和白氏同入杭州，感到美中不足；蒋总司令也以白崇禧对其第一军竟能指挥如意，觉得惊奇。

此一故事，是李宗仁氏告诉我的，他说是谭延闿氏亲口对他说的。

舍己为人陈调元心折

李宗仁同时又曾告我另一故事，说是陈调元氏亲自向其口述的，是陈氏自身经历的事。李氏说：「民十六年五月，南京方面分军三路渡江北伐。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（按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，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），而以白崇禧为第二路代总指挥，陈调元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，循运河两岸北进。陈调元原为白崇禧的老师，且曾任方面有年，此次屈居白氏之下，颇感不服。因亲往见蒋总司令，流露抱怨辞句。蒋先生说：『白崇禧行！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，以后你就知道了！』陈调元只好闷闷而退。嗣后，在津浦线上作战，白氏每每出奇制胜，陈氏不禁为之击节叹赏。当我军自徐州南撤时，敌军乘虚反攻，势如疾风骤雨，前敌总指挥张惶不知所措。白崇禧命陈调元部先退，而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，掩护本路军缓缓而行。虽迭经敌军猛扑，白氏从容指挥，稳重如山，不惊不乱，陈调元尤为称奇不已。其时陈部饷糈不继，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，本部和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，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，陈氏更为心折。」

恩怨虽多蒋先生爱才

民国十七年秋，白崇禧奉命挥军肃清关内，完成北伐。事后率部仍驻津东。当时白氏所指挥的部队原为唐生智的旧部，全未加以编改。民十八年春，武汉事变逐渐酝酿（编者按：即指桂军反蒋之役），南京方面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运动其旧部叛白。白崇禧被迫离去，秘密由天津乘一日轮南下。事为南京侦悉，即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，待该日论到沪时，将白崇禧逮捕。倘该轮拒绝搜查，即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，国际交涉，以后再办。足见京方对于白氏志在必得。熊式辉虽为白氏所提拔，但此时不得不认真执行命令。这消息为当时上海市长张定璠所闻，他曾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，和白氏有旧，乃将这消息漏给李宗仁夫人郭德洁，因李时已离沪返桂。郭遂商之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，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。商妥由王季文搭乘另一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日轮，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，白氏乃得换乘此一日轮径驶香港，王季文却乘白氏的船回沪。后来新闻界盛传白崇禧藏在船长室衣柜中脱险，实系误传。

白崇禧此次幸获脱险，安然到桂，其中经过情形，《春秋》曾经详载其事，兹不赘。但我想，即使当时白氏果为熊式辉所捕获，蒋先生之于白，决不致以处置王天培、邓演达辈之方式对之，盖蒋先生之爱白崇禧，在平日言谈间已溢于言表，确是有逾他人的。

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，广西先后有过两位立志开发新疆以固国防的人物：一是白崇禧；一是黄绍竑。但结果都未能实现，壮志成空。

黄绍竑任内政部长期间，民廿二年春他参预长城战役，是年冬又奉派宣慰内蒙，因东北的丧失，深感有赶紧收拾西北的必要，遂建议中央，愿任此艰巨。得蒋委员长先行核准，复经行政院通过拨款筹备。至民廿三年四月筹备完妥，黄氏即到兰州准备西向新疆出发，忽然奉蒋先生电令：远征计划停止进行，即回南京。他只好遵照，引为毕生恨事。

黄绍竑氏远征新疆的兴趣是怎样引起的？据其本人在《五十回忆》中所述，他奉派宣慰蒙古，于民廿二年十一月上旬在归绥逗留时，会到一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（编按： Sven Anders Hedin, 1865-1952），此人在帕米尔高原和西藏、青海、新疆一带从事探险工作已有三十年，学术造诣很深，对于中国边疆上的特殊知识尤为丰富。这个六十多岁的老翁，把自己在西藏、青海、新疆的工作情形向黄氏陈述，并希望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地方多加注意。又把他自着的《我的探险生涯》和《万里长征记》两部书签名赠给黄氏，并说两书已有十多国文字译本，在学术上、政治上、军事上都颇有价值。黄氏送了博士出门，随即翻看那册《我的探险生涯》，觉得文字生动极了，虽然内容大多数是记述在雪山或沙漠中极干枯寂寞的生活，却写得十分有趣，处处引人入胜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好像自己亲历其境一般，并可由此得到很多自然科学的知识，和激发开疆辟土的勇气。黄氏在两个晚上读完了这两大本书，引起了许多感想：斯文赫定是一个外国人，他为什么肯费三十多年的精力，在中国的边境上作这种探险的工作，中国的边疆实在太伟大了！中国政府和人民，对于这伟大的边疆，应如何注意加紧开发才是呀！黄氏不期突发远征新疆的念头，可说是斯文赫定博士的伟着鼓起他的兴趣来的。

黄氏听斯文赫定谈过新疆的情形，读了他的著述，对于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经济价值，增加了许多认识。他又鉴于内蒙的民族问题的复杂，新疆的汉回纠纷，更加严重。所以他认为新疆问题，中央必须派员妥为处理，而他就愿意担任这种工作。晋绥当局对他这个见解和决心都非常赞成，并答应尽力相助。于是他便作成报告和简单计划，派陶钧带赴南昌面呈蒋委员长。蒋采纳了。

远征的筹备工作，第一项是购置车辆和训练司机。黄氏依他自己的初步计算，全部官兵约为一万五千人。每人平均体重一百四十五磅，携带械弹装具四十五磅，共为一百九十磅。全部官兵重量约共二百八十五万磅。如用三吨半的载重卡车，每辆平均载重七千磅，则用汽车四百零七辆，一次可以输送完毕。

各种车辆的购置，他得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帮助介绍，向厂家直接订购，能够在三个月内在上海全数交足，而且价钱较市价便宜三分之一。又因汽车的装置必须适合于西北地带的长途行驶，他特自亲往上海参观美国兵营的军用车辆，并和若干专家讨论后，乃决定式样，在上海杨树浦设立汽车装备厂，派林荣恩主持其事。林曾留学美国，对汽车装造，学有专长，尤富于国家民族思想。

司机的条件，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，赴远投荒的勇敢精神，严肃的纪律，坚强的体格。他认为现有的汽车司机，不但数量不够，质的方面更难适合要求，自非特别训练不可。于是在北平和晋绥方面招考青年一千多人，在绥远设所训练，由萧仁源负责。我四月十日接黄氏自太原来电，请我由广西挑选司机一百五十名送交使用。当即令广西公路局长苏诚挑选。但四月廿三日又接他自北平来电：平绥路孙殿英部尚有问题，司机缓去。故终去不成。

储运油料是第二项筹备工作。估计由绥远到新疆的迪化，全程约长二千公里，最低限度要准备八千公里的油料，才够来回两次的使用。沙漠行车最耗油料，每车每加仑汽油以行驶十公里计算，每辆便需准备汽油八百加仑。全部汽车六百五十辆，共需汽油五十二万加仑。另附必需的润滑油。

第三项筹备工作是路线地形的侦察。

那时绥新汽车虽可勉强通行，但在军事可能发生的障碍和应行补救的设备，仍非派有军事专门知识的人亲往侦察不可。至于地形、气候与战略、战术的价值和影响，尤非实地考察不能作正确的计划。故由徐佛观（编按：又名徐复观，1903-1982，著名学者曾任黄绍竑内政部幕僚。）率领参谋人员乘车由归绥经百灵庙向宁夏的居延海出发侦察，往返将一个月，回来将考察所得作成很详细的报告。

黄氏为办理筹备事项方便，并与各方联络起见，特在北平设办事处，派陶钧负责。到了三月底，他自己亲往北平主持，我在南宁曾接到他由蚌埠发的俭（廿八日）电，谓现赴北平云。

远征各项筹备工作都部署好了，最后的问题为部队的派拨与编成。内政部长手下是没有军队的，黄氏事前曾请示蒋委员长，奉谕待筹备就绪后，由胡宗南军中抽拨。胡部那时正驻在兰州附近，派遣至为方便。所需炮兵，他也商得阎锡山同意拨给山炮兵一团。山西炮兵很多，阎所指拨这团，四月间即在绥远点交。

那时候，国内舆论界对于开发西北的论调唱得很高。宋子文和上海的实业界巨子多人，也在黄氏到兰州后一星期来兰，并飞往青海视察。他们是以经济开发为目的，甘青两省地方人士久苦贫困，对于经济开发特别欢迎。

但是黄氏就他自己观察，西北的经济价值，不是在目前，而是在将来；不是需要个人的投资，而是需要国家的投资。因为当时的西北，并不是遍地黄金，而是到处贫苦与黑暗，要解决这普遍的贫苦问题，非由国家用很大的资本、很长的时间、大规模兴修水利、开发矿产、改良畜牧不可。那时西北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太缺乏了，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文化水平，若和各省比较，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时间。移东南的人民去开发西北，实在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理想。而且西北人民的现时生活，决非东南人民所能忍受。东北移民之所以成功，实由东北的生活条件优于关内人民的生活条件所致，两者决不能相提并论。故他以为开发西北，必须先由国家投资，然后再由个人投资：必须不顾目前微薄的利益，才能获得将来优厚的利益云。

黄氏一到兰州即患脚气病，左足趾溃疡，疼痛不堪，伏处将及半月，不曾出省政府一步。他在闲住中，忽奉蒋委员长来电，嘱将远征新疆计划停止进行，命他即回南京。这封电报突如其来，不啻晴天霹雳，令他惶惑懊丧，莫可名状。

到南京后，才知道停止进行的原因，系恐怕引起中苏外交上的冲突，因京中得悉苏联的志愿军队，已开抵新疆边界。其实是引狼入室者早已和苏方有所勾结的。

黄氏评论此事云：「照我的观察，当时新疆的盛（世才）、马（仲英）之战，乃是个人地方性的冲突，中央既不顾问，苏联遂与之勾结，而以志愿军入境援助。若中央断然出兵制止，则盛、马两方，必有一方听命中央。而苏联见我中央出兵干涉，自知师出无名，亦必有所顾忌，或不至与我国发生国际的正面冲突，而新疆问题却可因此获得彻底解决，对国防经济收获之大，当不可以数量计。乃因顾虑太深，致放弃国家应有的权利，不予过问，任其演变，造成十年来纷扰变化的局面，这不仅是我个人毕生的恨事，亦国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。」诚慨乎言之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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